刘成章
20世纪30年代末期，不知一个什么神灵打天上路过，随便一扔，便将我的生命安排在延安的山沟沟了。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是凄惶的，满目的黄土，满目的褴褛衣衫，不知现代文明应是何物。已经长到七八岁了，我只见过一只可以揿亮的神奇的手电筒。然而我又是幸运的，因为凭了我亲爱的故乡延安，我在渐长渐大又渐成中年人的生命里程中，亲眼见到了本世纪许多大星似的重要历史人物。
他时任边区政府主席。人们那时就像对毛泽东、朱德一样，开群众大会时也举着他的画像，也喊他万岁。我还戴过他的像章。可他就住在我家坡洼底下一道石崖下的院子里，院子里有两三孔石窑。周围无一警卫。每当他从窑洞走到院子，我就能看见他。一个白头发白胡子老头，戴着眼镜。他的夫人很年轻。他有一个男孩，比我小，和我同在一完小上学。这孩子是令人羡慕的，我每遇见他都要多看几眼，因为他穿了一件红色的皮夹克。在当时的感觉里，我们一般同学都像蒙满尘土的破砖烂瓦，而他却像一块熠熠生辉的珍贵宝石，很是突出。不过他也是独自步行着去上学的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林伯渠重返延安，我随同延安军民在南关欢迎过他，还参加过由他讲话的公判大会，所以又见过两次。但他再没回到旧居去住。
著名的民主人士，边区政府副主席，我也戴过他的像章。他当过专职中医，谙熟医道。一天，我的一个邻居婶婶有病要找他去看，我也正感冒了，婶婶就领着我，到了他的住处。他住在新市场沟口的那架山上，但我们是抄近路从边区政府机关山上走过去的。李鼎铭只住一孔土窑洞。他是一个干瘦的老头。这时他正给一个面黄如蜡的抽大烟的人看病，记得李鼎铭盘腿坐在炕上，给我号了脉，又伏在小炕桌上开了处方。我那时对他这样的知名人物毫无敬畏之心，就像让一般医生看病一样，看完了扭头就走。
那时我们的课本上说他是西北人民的大救星。老百姓则称他为高司令或高麻子，这混称中含着一种平等相处的亲热劲儿。他所任职的西北局，就在我们一完小后边的山上。他的侄儿侄女都和我同学。他的侄儿常和我一起耍，爱翻双杠。听一些婆姨女子神秘地议论，高岗的家住在新市场沟里，他的夫人戴着金镯子。啧啧！金镯子！不是因为他后来出了问题，特意揭短：我当时除了他，没听到过对于其他领导人的这类议论。他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听说一架苏联飞机起飞时，那孩子悄悄爬了上去，急得他到处寻找，多日后才知道其下落：已经到了莫斯科。那孩子从此便在莫斯科读书。多年后回国省亲，他已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了，并且已不会说汉语，连姑姑和他是什么关系也弄不懂。我是在我们一完小见到高岗的。那天，他来我校操场拿着篮球投篮儿，我就站在一旁看。他个头很高，大背头，皮肤白皙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材，我瞅着他的脸看来看去，却硬是没有发现一颗麻子，但人们都说他真是个麻子。大概是所谓的“白麻子”吧。当篮球滚出场外的时候，我给他捡了一回。
一天，南关大礼堂不知正开什么会，进去的人很多。其时我和一个小伙伴，正骑在舞台左近的矮土墙上玩耍。忽然小伙伴说，“看，毛主席！毛主席！”我一看，可不是，毛主席正由几个人簇拥着，向挨着舞台的偏门走来。他一边走一边望了我们一眼。我想，我们的顽稚形象一定透过他的瞳孔，在他的大脑皮层上转了片刻。这片刻使我终生感到光荣。然后，他从偏门进去了。那时延安世事小，而领袖又是一派平民作风，听说在我更小的时候，连鲁迅小学举行开学典礼，毛泽东都前去讲话。据我年长后看到的《解放日报》中记载，在轰动一时的“九一运动会”期间，募集奖品的公告上写道：“要求诸领袖及各机关团体学校，各个同志，踊跃奖赠，多多捐助。”好一个“要求”，口气多么直率！而且首先要求的是诸领袖！结果作为诸领袖之一的毛泽东，欣然遵命，捐赠毛巾50条，牙膏29支，牙刷39盒。几十年后我又见过这一时代伟人，不过，他已安睡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了。领袖虽有惊人的记忆力，不过我想，我们的顽稚形象，应该早已在他的头脑中随着炮火硝烟以及后来翻卷沸腾的红海洋，消弭得干干净净，使我受到极大震撼的是，伟人毕竟是伟人，他的头颅好像比常人大了一倍。
1946年4月8日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我家正吃早饭，忽然听见飞机声响，我照例端着饭碗跑到院子去看，但看了一会，却没见飞机飞来，悻悻而归。过了几天，老师哭着告诉我们，那天确有飞机，但飞到甘泉却迷路了，结果撞在山西的黑茶山上，王若飞、叶挺、博古等十多人悉数罹难。于是延安好几万人在飞机场举行追悼大会。飞机场人山人海。那是我活了那么大见过的最壮观的人群了。罹难者的尸体都用红布裹着。我老远看见朱德站在摆满花圈和尸体的台子上。听说朱德喜欢打篮球，在一次比赛中，他犯规了，裁判就像对一个小战士一样，不怕他难堪，照样把他罚出场外，而他也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在这个追悼会上，当然还有许多重要人物，我年纪小，认不得。只是听说，毛泽东因为悲伤过度，未来参加。那天母亲用二尺鞋面布给我折成黑纱戴在臂上，返回时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，连别针也没了影踪。
我曾问一位台湾作家：“你见过蒋介石吗？”他摇头，然后我说：“我见过！”他便一脸惊奇：“你才多大年纪？怎么会见过？”我确实见过。那是在国民党占领延安期间。有那么几天，国民党动员延安城里的老百姓，清水洒街，黄土铺地。原来，是蒋介石来到延安。听说蒋介石专门驱车去杨家岭，看了中共中央大礼堂和他的大对头们住过的土窑洞。他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。蒋介石离开的时候，组织群众欢送。街上布满了警察、宪兵和军队。国民党各机关人员和老百姓沿街站了两排。我们全校师生也站在其中。延安光复后听当过游击队员的老师说，游击队也有人隐在里边。蒋介石是站在敞篷车上挥手驶过的。前后都有好些小车。蒋介石驶过时，老师让我们高唱改了词的《东方红》，只动了三个字，“毛泽东”变为“蒋主席”，不押韵了。现在看，其实押韵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只须把“蒋主席”改成“蒋中正”就行了。可是他们恰恰忌讳直呼“最高”其名，就叫我们别别扭扭地唱。结果一因这支歌在边区孩子心中形成了的惯性，二因新词别扭，我们唱的时候，不少同学又唱成“毛泽东”了。这使老师吓得出了一头冷汗。几十年来我一直想，这个无能透顶却一心要给委员长修起圣殿的国民党，实在可悲亦复可笑，怎么可以如此偷工减料呢！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失败的必然性了。
见到贺龙是在光复延安之后，他住在王家坪原军委旧址。春节，我会扭秧歌了并且会演小节目了。我随我们一完小的秧歌队，去向他拜年。他在大院子看了我们的演出，又留我们在小礼堂吃了馍馍和肉菜。曾听说他的脾气很躁，抗战时路过延安城附近的李家渠，看见一个伤员拄着拐杖艰难地向前走，而一个营长穿着羔皮新大衣，骑在马上，他就让那个营长让马给伤员骑。营长不认识他，不肯下马。他于是一把将营长扯了下来，打了几个耳光。此刻我也看见他的眉宇间透着一些威严。后来南关举行群众大会，他在会上发表讲话。我只记下几句，大意是，敌机来了，不要再乱开枪，因为开也无用。又有一天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我和一个同学在南关民教馆前闲转，贺龙乘吉普车在人群中缓缓转弯，我发现后碰了碰我的同学，随即脱口而出：“贺龙！”一个我曾见过的姓刘的新华社记者扭头站住，训斥道：“喊什么！怕人家还没看见么？”从此我才知道，大人物出来，不可声张，因为有个安全问题。这和战争前很不一样了。
那时我已上中学了，延安开西北五省（区）青年造林大会。胡耀邦时任团中央书记，是参加会议的最大人物。一天，人们都来到杨家岭植树。山坡上穿着阔气、模样魁梧的人很多，我们就从其中猜想胡耀邦。但胡耀邦出来讲话的时候，却不是出自那些人中，他的衣着既平常，个头也矮小。这使我大为诧异。他的声音却热情奔放，如一阵春雷滚过，瞬间摄住了每一颗人心。几天后，我写了一篇关于此次植树活动的习作，后来发表在《中学生》杂志上。遗憾的是习作中没有写到胡耀邦。8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，胡耀邦已是党的总书记，我又一次目睹了他的丰采。他讲话的声音依如当年，但时不时挥舞双臂，个性很是特殊。那天除了邓小平，中央的所有领导人都来了，如叶剑英、陈云、李先念、邓颖超等等，但我印象最深的只是胡耀邦，因为他是惟一发表演说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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